文史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新精神(下)
发布时间:2021-03-09 19:26信息来源:昆明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 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郑千山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他文治武功皆称于世,由于弟子众多,其学问体系被世称为姚江学派。姚江学派的心学理论体系不仅冠绝有明一代,还极大地影响了明代以后中国的儒家思想发展。王阳明学术思想后来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成为至今依然影响世界和现代社会的中国古代思想家。

早在少年时期,王阳明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他在私塾读书时,就立志为人生终极价值应该是读书做圣贤,青年时代他开始尝试“格物穷理”(面对事物穷尽其理)以期达到“格物致知”。他在自家的花园里“格”竹子之理,最终一无所获还“格”出了病……养病过程中,他对朱熹“格物致知”理论产生了疑问,最终明白了朱熹的理论存在的重大问题,朱熹认为,要用客观世界的“理”,去对抗主观人心的“欲”,而这才是世界的本原——通俗地讲就是,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崇高道德,可以牺牲人的所有欲望,包括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王阳明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向佛道学习教,经过思考,他领悟了一条真理:人性是自然规律,硬要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错误的。

后来因受宦官刘瑾迫害,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驿。艰苦的生活环境没有击倒他,反而让他更加努力去研究“理”,革新“理”。在偏远的化外之地,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他终于顿悟了所谓的“理”——这是天地间救济苍生万物的大仁之道。天地圣贤之道并非存于万物,也无须存于万物;天人本是一体,知行本来合一,无需分出。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法自然,便是圣贤之道。天理即是人欲。由此,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知行合一、泽被后世的“心学”诞生了!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种历史现象被明末清初的著名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发现并称作“积累莫返之害”,“积累莫返之害”也被后世学者命名为“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为什么会对税费问题研究得如此深入呢?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和独立思考精神有关。受家庭影响,黄宗羲自小就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嫉恶如仇。他生活时代的国恨家仇令其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思索国家与民族的前途问题。他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深恶痛绝,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认为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了自己的赋税主张,提出定税的标准应以基层农民“为则”,征收田赋不强求一致,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要为人民鼓与呼”,民生观贯穿了他的一生,也使得他成为了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黄宗羲定律”对描述农业社会农民税费负担的深刻论述和指出的问题,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被称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近代著名政治家、维新志士谭嗣同,清光绪二十四年(公 元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慷慨就义,血洒菜市口。临刑的谭嗣慷慨而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主张中国要强盛,必须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他以革新姿态提出和倡导的“新仁学”,对中华儒学的贡献甚大,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面对国家的危急存亡,谭嗣同在实践革命的同时,开始系统梳理他的理论体系。他杂糅了儒、释、道、墨各家学说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新仁学。1897年夏秋间,谭嗣同写出了阐述其新仁学理论代表作《仁学》,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仁学》的诞生,是把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以及基督教、佛教的博爱、大爱结合起来,同时又加上了科学界的“以太说”。谭嗣同把“仁”看作了世界的本体,他认为“仁”是万物之源。他借用了“以太”(构成万物本质的物质)的概念来解说“仁”的含义——“以 太”的精神表现就是“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仁学》替早期《新青年》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开了先声,谭嗣同以激烈的革新姿态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他提出的“新仁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新精神的事例、思想和人物不胜枚举,星光灿烂。正是革新精神的光与火,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力、传承的火炬!〔5〕 

四、革新精神既要敢于否定,也要敢于肯定

革新是究其实质是一种自然之理,体现的是自然造化之机,《易传》中有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然每时每刻都处于变化当中,阴阳消长,四季轮回,或消或长,全是自然之道。但放到哲学思想、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就要做到正确理解,学会灵活运用。

革新精神里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革。前者对于暴虐无道的统治,基本采取“否定”的姿态,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革必革,一切推倒重来,重建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此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这就是“革命的传统”。但关于改革,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改革需要分清对象,变革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部分,其中还有相当需要肯定、保留的主体。什么是需要保留和肯定的东西,而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怎样采取正确的方式改革,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6〕所以说,革新精神既要敢于否定,也要敢于肯定。肯定什么?当然是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能传之久远而正确”的东西,比如仁德的思想、民本的思想、天下为公的思想、勇于担当的精神,比如今天要努力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悠久的传统和渊源)等等。所以,革新不是或不仅仅是简单甚至粗暴的“否定”姿态,而是需要革卦中“巳日乃革之”“革言三就”“有孚改命”“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以及“君子豹变,小人革面”的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强调的就是改革而非革命,对传统文化,一定要出去这样的精神与态度,这才是科学的精神。〔7〕

孔子的一生,正是改革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生,“兴灭国,继绝学,举逸民”,他“立杏坛”,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率弟子周游列国,修订六经……其所为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 孔子生活的年代,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争战、兼并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面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通过长时间感悟,终于找到并树立了“仁”的思想。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巨大鸿沟。他后来还提出了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道畅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社会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的一生,正是在以“肯 定”为基调的革新中,找到两千多年后全世界的“知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新精神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它源远流长,涉及面很宽泛,也很严肃,在现代中国,西南联大在世界教育史上创造的教育奇迹,也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天应时,与时俱进发扬“革新精神”的结果。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就应静下心来,重温经典,致敬先贤,而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新精神”的深入思考,绝对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大有裨益的事。

参考文献: 

〔5〕韩声雄、郭明主编,《中华道德文明故事新编丛书·中华怀仁故事》,云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8月版,p148——151;

〔6〕姜广辉,《易经讲演录》,中华书局2013年7月版,p223——228。 

〔7〕《周易全书(全 3 册)》,团结出版社,199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