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新精神(上)

发布时间:2020-08-17 15:30信息来源:昆明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 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郑千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下五千年传承不辍,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一个唯一的个例。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薪尽火传,直至今天依然充满活力,而且还必将以顽强的生命力与活力继续传承下去,并且为世界文明进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其中到底隐含了多少传承之秘?这是大家都关心和充满好奇的问题。

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的确有许多传承之秘,认真梳理和研究它们,可以进一步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现实意义,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是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这些传承之秘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新精神,就是其中之一。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新精神进行梳理与分析,阐释“革新精神”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革”卦揭示了中华文化改革、创新与发展规律

革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九卦。本卦为异卦相叠(离下兑上)。上卦为离,离为火;下卦为兑,兑为泽。水在上而下浇,火在下而上腾,水火相克亦相生,在水火的斗争中,万物变化,有生有灭,形成了宇宙变化的基本规律:运动、变革,生者复灭,灭者又复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无论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王朝的更替、家庭的和谐以及事业的成败等等,都离不开这样的对立统一,出陈布新。 

“革”卦就是讲变革、改革和革命的卦,其爻辞中讲的“巩用黄牛之革”(初九)、“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六二)、“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九三)、“悔亡,有孚改命,吉”(九四)、“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九五)以及“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上六)等〔1〕次第,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事物主体要发展,在巩固根基的基础上,就必须改革,主体的改革者,要以火一样的激情,来到客方寻求改革的资源,富饶的客方是适宜的沃土或鱼米之乡,愉快地欢迎主方到来,给予主方所需要的资源,融合、发展,主方从斯受益,改善了自己不佳的素质、不完善的方面,完成自己本身状态的改革,顺天应人,“凤凰涅槃”。

正是这样,“革”卦的精神贯穿了中华五千年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革新精神也让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与“中和”的特性。众所周知,五千年以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曲折、坎坷的发展历程中,融入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有益养分,最后得以“独尊儒术”,又分别融入了道教、佛教的思想精髓,尤其是后者在东汉后期的传入与之后的融入,大大提升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深度、广度与厚度,虽然其中不乏“佛教中国化”与“佛教化中国”的学术论争,但来自古代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后,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得以大发展,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佛教的“中国化”,直接催生了禅宗、天台宗、唯识宗、净土宗等佛教“八宗”,催生了般若精神与禅门公案,又催生了张载的“关学”以及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等等,对中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功莫大焉!近三千年来,革新与融合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中国的“龙头”文化,也形成了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以及秦汉后诸子学、史学、集学等内容的“龙身”文化,而“龙头”文化与“龙身”文化共同组成了传承不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龙文化”,中华民族子孙才是名副其实的“龙的传人”。

创新与发展,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言说。所谓传统,则是经过了实践与时间的检验能够传之久远的(传)、正确的(统)东西,《易经》是传统,是“诸经之首”,它所陈述的六十四卦,从不同的侧面或方向揭示事物、人生和宇宙的发展规律,“革”卦揭示的就是改革、革新的发展规律。 

二、“夷夏之争”其实是文化革新的表象

“夷夏之争”是贯穿中华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里一个重要的命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所谓“夷夏”,主要讲的也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关系、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正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传承至今,鼎故革新是一条必由之路,文化的融合、重生以及发展贯穿始终,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历经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争”,其实是文化革新的表象。

譬如有学者指出:五帝时代前期的涿鹿之战最早揭示了夷夏之争,属于东夷集团的蚩尤的族属(徐旭生先生考证)与炎黄二帝间爆发的这场战争,源于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争夺。这场战争虽然最终以华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但相争的结果,有效推动五帝时代后期东夷集团有虞氏在民族发展史以及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韦昭注:“言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成物,使之乐生”(《国语・郑语》),又如有人认为“夏代以前有虞氏谱系的记忆和流传,反映了这个古族在尧舜禹时代所达到的较高文明程度。”(罗琨《“有虞氏”谱系探析》)等;此外,尽管战争给族民带来严重的灾害,但客观上促进了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各族邦的统一与融合。〔2〕而据《春秋》记载,春秋时期大量的“华夏与戎狄”的战争,直接导致了仪礼制度的进一步规范与完善,“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微管仲,吾其披发左祍也”(《论语·宪问·十八》),韩愈后来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佛教进入中国后,中华文化又经历了一次次激烈的“夷夏之争”,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唐代、五代十国甚至明代,都发生过严重的排佛、灭佛事件,而佛教发展超过道教,道教也曾经为争取信徒扩大势力而打击佛教。但千余年来,无论极端排佛派、拥佛派还是融通调和派,最后的结果是,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了毋庸置疑的事实。所以,这样的“夷夏之争”,反而成为了对国学传承与复兴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之力,故 “要达到国学真正的复兴,首先应该以开放的胸襟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立足于本民族立场,通过多种渠道争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3〕

元代与清代两个异族统治中国的朝代,这种以融合、发展为特征的革新,对当代中国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元鼎革之际,恰恰造成了儒学理学的北传,“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4〕,元代的许衡、吴澄、许谦、曹端、薛瑄等一代大儒,将蒙古文化与儒家文化有机融合,随时通变,让程朱理学成为了元朝官方哲学,儒学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与孟子的文化地位得到极高的认可。而有清一代,中华文化传统由注重心性本体转向故训博雅与通经致用,诚 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转变有在异族统治下不得已的因素,但实际上学术的实学化,大大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实用性,开拓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度,产生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方以智、颜元、戴震、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一大批国学大师和丰硕的学术成果,经世致用,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革新精神就是这样影响和推动着社会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从春秋时期起,就能够摆脱狭隘的血缘意识,将政治和文化作为划分人群的标准,因而以文化而不是血缘作为标准,中国的“夷夏”界限就有了开放、革新的可能,就不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这一点对华夏民族及其文化的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日后中华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壮大、代代相传传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革新精神让中华传统文化星空群星璀璨

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正是革新精神让中华传统文化星空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充满智慧的思想与人物不断涌现,展示出一种群星璀璨的奇丽景观。他们以及他们思想的出现,都是阐扬革新精神的结果。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他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主导改革古制,创立礼乐制度与宗法社会。周公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摄政七年,真可以称为“黄金七年”,他改革和确立的西周初期各方面的带根本性的典章制度以及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等,深刻影响了数千年中国古代社会。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最尊崇的人也是周公,他的一生,以学习周公为榜样,努力恢复周公创制的礼乐制度为己任,呼吁后世为政者以周公为典范,其思想核心和渊源就主要来自周公。

孟子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他之所以与孔子并称“孔孟”,并被后世尊称为“亚 圣”,主要就得益于他对孔子的思想的革新和发展,他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就是在继承孔子思想中又发展了孔子思想,在游历多个国家之后,孟子将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加以改造,正式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政治论,其核心就是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怎样才算是仁呢?孟子概括为: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尊人权。孟子公开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并且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保民而王”,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他还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还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应该说,正是革新精神成就了一代大思想家、教育家孟子。

荀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他出身儒门,却敢于质疑,敢于批评,敢于创新,他的“明于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化性起伪”性恶论的人性观以及“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隆礼重法国家治理观等等,都是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继承与独到发展。荀子的思想将儒家从先秦诸子百家中更加凸显出来,走向了革新与融合之路,而他的学生中,李斯、韩非等更是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历史中的贡献有目共睹,其地位是独特而崇高的。有人总结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而荀子的中心思想是隆礼重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荀子鲜明的理论特色与实践价值,就来源于他的革新精神。

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说创立者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他独立重新的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其提出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 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大大拓展了中华学术思想的视野,其中许多精神,今天依然是我们奉行的人生原则,而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的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仍然是我们科学与生活的源头活水。墨子与墨家学派的“兼爱”思想,与非攻、节用、节 葬、非乐等主张相统一,即兼爱便必须非攻,“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墨 子·非攻》)当然,非攻并不等于非战,而是反对侵略战争,很注重自卫战争。自卫是反侵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自卫就会等于不反侵略。兼爱是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兼爱、非攻”算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由儒家的“仁”和“礼运” 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展而来。孔子将“爱人”含义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级制的内容,改造成了“忠恕”含义的“仁”;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则又抽去了宗法等级制内容,因为庶人也是可以被举为天子的,等级制的界限已被打破了。所以,墨家的“兼爱”是对儒家“仁”的革新与发展,在墨子看来,只有无差等的“仁”,才是真正的“仁”。

东汉末年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广泛收集医方,积极进行医疗实践,经过思考、梳理和删繁就简、革弊立新,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张仲景也成为了一代仁心大医精神的光辉代表。(待续)

参考文献:

〔1〕《周易全书(全3册)》,团结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2〕《夷夏之争渊源考》,中国论文网,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5—0121—07

〔3〕柳东华、黄萌,《论“夷夏之争”中的文化包容对国学复兴之启示》,《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7),p124—126

〔4〕加润国,《中国儒教史话》,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2010年第2次印刷,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