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思考
现代城市不能丢了“根”
发布时间:2018-07-17 17:40信息来源:昆明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一、 城市是文明的容器,每一步都留下历史文化的印迹

人类从洞穴走向田野,从乡村走进城市;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工业化进入现代化。这是历史为我们勾勒的一幅人类社会变迁的路线图。千百年来,城市之光一直照耀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人种从乡村向城市转移。从古到今,城市一直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美国著名的城市文化学家刘易斯·芒福得在《历史名城》一书中这样指出:“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与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其产品变为可储存与复制的形式。通过其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序的风俗与交际联系,城市扩大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能够将其复杂的文化代代相传。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些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类的智慧与力量。”世界上每座有上百年历史的城市都会留下历史的印迹,一幢老房子,一条老街道、一棵古树、一座庙宇、一个墓葬……这些历史印迹和文化遗产,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人文历史和社会变迁,是这座城市的母本和历史依据,是这座城市生命历程中不可中断的链接,也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宝藏。虽然历史打马而过,但这些保留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历史印迹和文化遗产,把这座城市的今天与昨天、把历史与未来联系在一起,向一代又一代后来人传递“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文脉,让我们在千百年后还能触摸到城市的历史。

这些历史印迹和文化遗产,是城市的“灵魂”。这个“魂”一旦被抽空,无论建盖什么样的高楼和花园,都无法弥补它的“精气神”。因此,城市无论怎样现代化,都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印迹,否则就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野孩子”。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文化遗产是在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中保留下来的文化象征,被视同为城市共有的信仰和象征,维系着城市的核心情感和价值,深深地印刻在文化的记忆里。今天,强调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绝不是文化人无病呻吟怀旧往事,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也绝不是因为它们对地方财政的价值。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要保护一座城市的根。

二、 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令人堪忧

每一座城市的文化遗产,能够经历过千百年的风霜和战火洗礼,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流传至今,足以证明它们弥足珍贵。它们折射着一座城市的文明进程,既凝聚了城市文化的过往,也代表着城市未来的走向,是一座城市全体公民归属所在。但是,文明进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也是在无数惨痛教训中逐渐树立起来的。笔者看来,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化遗产遭遇过两次大破坏:一次是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一场非理性的、粗暴的群众性运动,毁坏了一大批以书画、碑刻、古迹和藏书为主的国宝级文物;另一次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各地政府的旧城改造运动,大多数城市的基本规划格局和建筑文化遗产都被“伤筋动骨”。文革刚结束,中央政府就已经意识到对文物保护的紧迫性。早在1980年,国务院在转批国家文物局、国家建委《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求报告》中指出:“当前存在在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周围修建风貌上很不协调的新建筑、对古建筑‘改旧创新’等问题。”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北京等24座城市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要求“对集中反映历史文化的老城区……要采取有效措施,严加保护……要在这些历史遗迹周围划出一定的保护地带,对这个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1982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文物保护法》,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正式启动。然而,同一时期迎面而来的城市化浪潮,大大激发起各地的造城热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大大小小上千座城市无一例外地加快了城市扩张的步伐,而“旧城改造”,又是城市扩张中的“重头戏”。旧城改造,是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步骤,尤其在中国国情之下,它既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一项民生工程,又是各级官员的一项政绩工程。从民生工程而言,亿万百姓从又挤又乱的四合院搬到明亮宽敞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现代高楼中,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提高了生活品质,是一种居住文明的进步;从政绩工程来看,旧城改造最能体现出城市主政官员的决策魄力和综合组织指挥能力,看得见摸得着得人心。这些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在那个法制还不健全、文物保护意识还很单薄、城市开发还狠无序的年代,城市规划要服从于决策者的意志,“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在内的老城就在指令下被“改造”了,那些承载着历史文化的老民居、老街区、甚至建筑文物,都在一纸红头文件中化为灰烬,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的商业大道。一些建筑规划师宁愿抛弃本土文化特色,一味模仿国外设计风格,看起来很现代很漂亮,无意中却破坏了城市的文脉与传统,最终使原本属于城市的特色迷失在千城一面中。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途径,但城市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城市化拉动了社会济发展;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城市化的步子走得太快,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城市规模的迅速膨胀,给城市的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带来巨大压力;又如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居住空间只有通过旧城改造来挤压,而在旧城改造中,占用空间较多的老旧的历史建筑和街道成为改造对象,于是,一幢幢光鲜的商住楼取代了青砖白墙的传统四合院;一条条水泥大道覆盖了古朴市井的青石板老街巷;一片片城市公园挤占了百年老树生长空间;一座座历史文化名城脱去“长衫”穿上“西装”……以昆明为例,有一些值得总结的教训。昆明是一座有1252年建城史的城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在20世纪80年代,昆明是一座具有南北方、中西式不同建筑风格的古城,明清时期的“一颗印”、“走马转角楼”;北方的四合院、粤式的滴水檐楼、苏式的红砖青砖群楼、形体厚重而优雅的法式建筑、英伦风格的别墅。有人曾把昆明形容为“万国建筑博物馆”。

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职责,昆明应当担负“保护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保护和延续古城的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义务和责任。但是自1992年,昆明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会展活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1994年,昆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凝聚着昆明历史文化精髓的一大批老街被拆除,至1999年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前后,昆明拆除了存有宋代古幢,元代白塔,清代三元宫、状元楼历史老街拓东路、最具昆明文化印迹、传统民居覆盖最广的长春路、武成路、金碧路、大观街、庆云街、同仁街。之后10年,又拆除了具有近代历史价值的护国路、正义路、华山路。许多街道连地名到小巷到民居全部消失了,建成高楼大厦。

经过旧城拆迁改造后,作为第一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昆明市,偌大的城池,却觅不到一片有历史文化气息的街区。有的街道拆除后试图重建,但已经不伦不类。例如老昆明的同仁街,是清代同治年间由著名钱王王炽在昆明主持修建的,街两边的建筑是典型的广式骑廊建筑,一楼一底,前檐为人行道。1998年同仁街被全部拆除,2001年地产商看好这片商业中心的位置,企图恢复重建同仁街,尽管新同仁街也是按照广式骑廊建筑重建,但此同仁街已非彼同仁街,完全感受不到历史的气息。

2006年以后,整个昆明城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只剩下一条被开发商定位为“昆明老街”的街区。这里的甬道街、景星街、文明新街曾经有过梧桐树茂密、花鸟鱼虫汇聚、一颗印民居集中,国歌的作曲人聂耳就出生在这里。尽管市政府要求老街改造必须保留原有的整体风貌,维持街区内各条街道的走向及其名称,不做任何更改,保护维修好街区内的省市区认定的文物保护建筑。但接手老街改造的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地产公司——之江置业集团。可想而知,目前老街的改造已经8年了,还没进行一半,目前昆明人能看到的是又一个商业中心区。而那些地产商承诺修旧如旧的老房子,江浙味道重于昆明味道。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昆明城市规划建设中出现了几个误区:

第一,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旧城改造基本上采取大拆大建的方式,致使许多历史街区被拆除,这对昆明历史文化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古城的历史风貌荡然无存。

第二,城市原有空间格局被破坏。昆明在过去的城市规划建设中,缺乏对自然山水环境的尊重,任意破坏城市与山、水环境的有机联系,随意改变原有地形地貌,城市中心区与各片区由放射组团的田园形式逐渐转化为“中心摊大饼”的形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山水风貌和空间格局。

第三,城市的街区和建筑风格没有特色,“千城一面”现象突出。在城市建设中,古老的有传统特色的标志性的建筑被毁灭,一些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被单调的新建筑群所淹没;同时,新规划建筑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缺乏文化意识、缺乏民族特色、缺乏人文特色、缺乏美学观念,建筑物千篇一律,满目“水泥森林”,几乎看不到具有特色风貌的建筑和街区,也看不到让人记忆深刻的城市地标性建筑,而且城中村多而乱,许多“老昆明”感到自己的城市愈来愈陌生,别的城市却愈来愈熟悉。

第四,城市的管理缺乏文化视野和战略眼光。城市管理明显滞后于城市建设,在管理观念上重建设轻管理,在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文化视野。

近年来,昆明市开始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2015年,昆明市启动了元代行省赛典赤主持建造的文庙恢复性修建的一期工程;2016年,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大德寺及寺内建于明成化年间的双塔开始修复;2017年昆明市两会上提出要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申报翠湖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重建小西门古城墙,特别提出要以西南联大旧址与云南陆军讲武堂“一文一武”串联起昆明主城文脉。

虽然昆明历史文化保护的春天姗姗来迟,那些被拆除的老街老巷老房子再也已无法复原了,但在政府文物部门的积极努力下,一些历史古迹和历史名人故居得到或正在修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昆明市加大了名人故(旧)居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公布力度和保护和修缮力度,通过日常巡查、专项检查的方式,确保了辖区内的名人故(旧)居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加大了保护投入和监管力度。近十年来,由政府投资、产权(使用)单位投资对聂耳故居、华罗庚旧居、熊庆来李广田旧居、梁思成林徽因旧居等18个名人故(旧)居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在8个名人故(旧)居建设了相应的博物馆、纪念馆和展览室。

与此同时,昆明市相继出台了《昆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昆明市名人故(旧)居保护暂行办法》、《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不可移动文物申报公布的工作方案》、《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通知》等地方性法规、政策,构建起了对名人故(旧)居类别不可移动文物,以国家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为主体,以地方性法规、政策为补充的文物保护政策法规体系。

这些措施,无疑都对昆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实践中,依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和探索。


三、 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好文化遗产?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而通过旧城改造,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改善居民的住宅品质,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是城市政府重要职责。旧城改造能否做到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既保住历史的印迹和文化瑰宝,又能最大限度地改变城市破旧面貌,让市民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的阳光?国外一些城市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罗马市政府划定“历史中心区”,法律规定必须保持古城的原有格局和风貌,不准以任何名义进行任何形式的破坏。区内所有建筑物的外部结构管理权属于国家。房产开发商、居民和商店经营者,只能拥有房屋的所有权和内部的使用权,而不拥有对建筑物整体改造的权力。对房屋外部结构做任何性质的维修,必须按国家相关法律和获得批准的方案进行,不能自作主张。超过一百年以上的建筑物,其内部装修改造亦须经过政府批准。“历史中心区”内一切具有考古价值的历史遗存物——房基、残墙、断柱、洞穴、树木等等,必须原地保存,未经政府文物保护部门的批准,禁止任何形式的拆除、移动、修改或修复。埃及近年来加强保护文化与文物遗产的重要措施,是通过完善和扩大博物馆建设。2000年以来,埃及陆续在全国实施20项国家与地区博物馆的新建、扩建、改造工程。其中新建了包括全世界规模最宏伟和最现代化的“大埃及博物馆”以及“亚历山大皇家珍宝馆新展馆”等几个大型博物馆。同时还扩建和改造了“埃及国家博物馆”、“亚历山大希腊罗马艺术博物馆”、“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埃及科普特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土耳其采取多项措施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包括:控制城市移民,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明确权力和责任防止政出多头,统一出台《城市和环境保护法》;加大对地方政府的技术支持,增加资金投入;由城市规划专家、设计师、建筑工程师、考古学家、艺术家和专家等组成遗产保护委员会;加强教育,让公民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热爱文化遗产并积极参加对遗产保护。


第二,如何在保护基础上有效利用文化遗产?如何才能对文化遗产的实现真正意义的“保护”?文化遗产是应当束之高阁,使之成为藏品?还是应当对公众开放,使之为社会服务,产生经济价值?以下笔者谈谈自己的观点:

1. 文化遗产和文物古迹不仅仅要保护,还应当充分利用,否则文化遗产作为历史记忆的传承和传播功能就会失去。尤其是名人故居不能束之高阁。挂了牌子关门保护,只会把名人打入“冷宫”封存,要让名人名传四海,不应让故居门可罗雀。

2. 名人故旧居最好的利用方式是将其用作纪念馆、博物馆,并与旅游相结合。如龙泉古镇正在修旧如旧的闻一多、朱自清故居,如建成龙泉抗战名人堂,比展示二位大师的一些生活场景更有价值。

3. 老房子、古桥、古井等具有建筑特性的文化遗产,都应当建一块历史名片,说明其历史和价值,既有利传承,又可吸引游客光顾,用人气来激活它们的生命力。

4 . 名人故居要传承,就应当把它 “ 盘活”。尤其对地处闹市的名人故(旧)居,应坚持文物“活化原则”,在专人定期检查的前提下,除了开设咖啡馆、图书馆、画廊、展览等。还可尝试以单位和个人“领养”、文物部门定期上门“问诊”、政府年度奖励的方式,用社会力量盘活名人故居资源。同时对有后人的名人故居,可借鉴国外经验,引进后人进入故居居住,后人居住的条件要按照文物保护条例,确保故居和文物的完损无缺,同时后人要承担对故居的讲解义务。故居内可将名人书画或著作制作成旅游商品,便于故居的经营。(注:此文为作者参加2017“广州学和城市学学术报告会”征文)